[摘要] 核心提示：“月川模式”被不少官员认定为“天下第一难”。然而，三亚月川村抓住“保障失地农民长远的生存和发展权”这一核心，通过巧妙的制度创新，不仅使拆迁工作快速高效地开展，而且实现了政府、农民和社会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核心提示：“月川模式”被不少官员认定为“天下难”。然而，三亚月川村抓住“保障失地农民长远的生存和发展权”这一核心，通过巧妙的制度创新，不仅使拆迁工作快速高效地开展，而且实现了政府、农民和社会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房屋拆迁牵涉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不少官员感叹其为“天下难”。近年来，由拆迁引发的纠纷、信访，甚至群体性事件，各地都时有发生。
月川村的巨变，悲剧始于制度，幸福亦源于制度。
拆迁“老办法”付出血的代价
月川村是个已有400多年历史的古老村落，月川人的祖祖辈辈都在这片土地上耕种。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的扩张，这里曾一度是三亚的城中村，卫生环境恶劣，偷抢吸毒成风，成为三亚这颗南海明珠上的一块瑕斑。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三亚城市化进程加速，但拆迁与反拆迁的矛盾在月川却日益突出，几乎每一次征地都伴随着一次冲突。那一时期，拆迁方案采用的是当时大多数地方政府通行办法：简单的货币补偿。政府“花钱了事，一补了之”，可补偿款管不了农民一辈子，他们未来的生计在哪里?
现任村支书林世耀介绍说：“过去每次拆迁，月川老百姓都要和政府打一架，当时村民脑海中的念头就是利益是打出来的，不打政府就不给，打一次补偿就高一点。”
1994年，政府因发展需要，决定征用月川村部分土地搞开发。由于补偿标准过低，当地村民表示坚决反对。几经协商无效之后，政府决定实施强拆。
一日，警车和轰隆隆的推土机伴随着浩浩荡荡的拆迁队伍开进月川。村民种植多年的香蕉树、芒果树、椰子林等被砍到，现场一片狼藉。被此举激怒的村民，引发了数百人的大规模警民冲突，仅公安武警受伤入院的就达数十人之多，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群体性事件。经此，村民上访、到政府集体静坐等情况也时有发生。从此，月川村拆迁一事，再无人轻易过问。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这个地处三亚城区的月川，就这样落后而却又坦荡地停留在90年代的时间点上，不曾拆迁，不曾有大的改观，上访事件也不曾停止。
时光荏苒到了21世纪，科学发展的大势、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号角，将这个本不应该落后的村子，再次推向了拆迁、改革、走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浪潮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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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川百姓为何越拆越幸福?
部分地方政府和官员习惯采用提高补偿标准缓和拆迁矛盾，即便遇到“钉子户”开出天价也宁可“佘财免灾”。然而，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提高补偿标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无法保证，再多的补偿款都可能只是暂时“镇痛”的吗啡。“一夜暴富”使不少拆迁户来不及“适应”有钱的生活，沉溺于生活挥霍和黄赌毒带来的刺激，花光钱后“包袱”还得政府背。
但月川跳出了这个“怪圈”。转机出现在2007年。为了打破困局，时任三亚市常务副市长的严之尧多次轻车简从走进月川村了解民情，有时甚至席地而坐与村民促膝长谈，将政府的目的和百姓的诉求进行了深入沟通，最终设计出一套以“确保失地农民长远发展权益”为核心的拆迁方案，实现了“拆得动、拆得快、拆得和谐”的良好效果。
首先，土地变股权，村民做股东。2007年6月，月川村居委会成立了河东月川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当地拆迁和物业管理为主营业务，村民以土地入股成为股东，可以享受公司的盈利分红及其他福利。
世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失地后，心中必然惶恐。把土地转换成有价值、依旧可以保障生活的股权，只要确保股份公司有稳定的营利，就算坐在家里不下地耕种，也有可靠的经济来源，农民心中的惶恐便自行消散。
第二，经费“打包”，村民“做主”。月川村公司的单业务是协助市政府征收涉及140户居民、面积196亩的市行政中心用地1.9亿元的拆迁包干费用。由月川村公司动员村民作为拆迁主体自己参与拆迁。包干费用由专业机构根据被征区块上的附着物评估得出，除去拆迁安置费、拆迁成本等，剩余的便是公司的利润，包括股民分红和公司的再投入。
经费“打包”有效控制了政府支出的总量，同时也杜绝了边拆边建、边扒边种的怪现象。村民既是拆迁人也是拆迁对象，除拿到安置款外，还能获得拆迁劳务费，同时作为股东又是利润的拥有者。这样，村民的抵触情绪自然减少。对于利润的分配，在分红消费和发展积累之间如何取舍也由村民自行决定，政府就不再是矛盾的中心。
第三，合理分配土地，实行同地同价同权。根据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月川社区的改造中，三亚市政府除了按政府指导价对被拆迁人予以足额货币补偿和安置外，还专门出台文件，实行同地、同价、同权政策，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出让的纯扣除20%用于支付该地块所应分担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以外，剩下的80%全部返还村办股份公司。
第四，拆迁留用地，培植适合农民从事的收入稳定的产业。三亚市政府为了切实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农民长远生计有保障，当地政府在拆迁改造后直接以划拨方式将127.7亩土地预留给月川居委会。居委会可以用这块地盖酒店、市场等，所有物业只租不售，租金作为公司。月川村民除了享有股息和红利外，也可以到本地的酒店工作，每个月获得固定收入。
曾经11年都拆不动的“城中村”，村民自己动手，仅花54天就完成。林世耀说，就是因为“月川模式”可以使农民越拆越有钱，越拆越幸福。
羡煞旁人的高福利
有村民告诉记者，村里拆迁后，大部分家庭都有条件优越的安置房和集体物业收入。借国际旅游岛建设良机，村民仅靠出租房屋淡季每月能赚三四千元，旺季时可以更高。目前，每个股民固定资产评估值达70多万元，2012年底的分红有望达到人均2万元，每户平均达到8万元。
已经当了8年多村支书的林世耀告诉记者，当初接手党支部时，整个月川村委会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仅仅1000元左右。但如今，月川村办股份公司的固定资产就高达17亿人民币。
而作为公司股东的月川村民，不仅享受着羡煞旁人的高福利，也杜绝了“暴发户”不会管钱、不会花钱的挥霍浪费现象。公司没有把巨额盈利单纯作为红利分发，而是有计划地投入到更有意义的领域，如教育、养老和生活保障等。
村民的子女，小学到初中每人每年补助400元，高中生每年补助500元。今年高中毕业的小云(化名)考上了海南大学。由于父亲早逝，多年来小云家中都仅靠母亲打工赚的微薄工资维持生活。自从月川村成立股份公司后，正是靠村里的补贴，才让她顺利完成高中学业。进入大学后，小云还将获得村里每年7000元的补助。
不过，小云享受到的待遇还不是的。村里规定，如果村民子女考上一本大学，每人每年补助7000元，二本6000元，三本和专科5000元。但如果能考上清华、北大、复旦、浙大、人大，除了7000元补助外，还可获得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5张上学报到的机票、5桌2000元标准的庆贺筵席。
在生活保障和养老方面，从今年开始，每个公司股东每两月发放食用油1瓶(1.8升)和1包米(30斤)，60以上的老人每月补助200元，并以每年每人增加20元递增。公司还为每一个16岁以上的股东买了养老保险，女性55岁、男性60岁就可以领到养老金。
由于生活基本保障一应俱全，月川很少有人外出打工，而积聚在月川的流动人口，比当地人口多了好几倍。林世耀告诉记者，到明后年，要争取让人均年分红达到3万，这是他对村民的承诺。
在“月川模式”的设计中，政府可以有效降低财务成本和行政成本，避免成为矛盾焦点，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村民既是拆迁利益的分享者，又是拆迁工作参与者、实施者，既有即期的丰厚，又能看到长远的生活保障。
“月川模式”的探索创新真正实现了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同步发展，让农民成为城市化的受益者。长期信访、冲突不断的月川村悄然息访，短短两三年间，就由曾经的“上访村”、“问题村”，演变成为海南省出名的先进村、文明村。
林世耀告诉记者，他希望可以带领全体村民将月川村发展成为海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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